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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一天，徐峥来到光线传媒为他即将拍摄的电影《泰囧》做宣传。

这部预算2500万的电影让徐峥在很多投资公司面前处处碰壁，投资人普遍对他首次当导演的产出持怀疑态度。

听到有公司建议先砍掉一半再谈预算，徐峥气得扭头就走。

直到他听说光线传媒在搞 “新导演计划”，带着碰运气的念头跨进了王长田的办公室。

听完徐峥手舞足蹈说完故事内容后，现场所有人都乐了，一致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王长田收起笑脸，刚想开口商量下预算问题，可看到徐峥渴望又无助的眼神盯着自己，生生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对于这部电影，王长田心里已经有了基本判断：故事精彩，人物形象也有趣，票房估计在七八千万，回个本没问题。

“行，那就拍吧”，王长田一锤定音，定下了《泰囧》的拍摄计划。

按照光线和徐峥的协议，在这部片子中，光线承担了大量风险，不管赚多少，徐峥只有导演费加票房奖励。

票房奖励不是票房分成，能有多少全看老板王长田的意思。

《泰囧》是徐峥第一部执导的电影，有人肯投资拍，已经谢天谢地了，哪还想其他的。

拍摄时，徐峥找来好友王宝强和黄渤助阵，这是哥几个事前就商量好的。

拍摄期间，王宝强拿到了200万的片酬。

黄渤也拿了300万片酬，结果被缺钱的徐峥请去喝大酒，最后被忽悠着把片酬全部拿出来做了拍摄投资，只拿影片分红。

黄渤确实仗义，徐峥首次拍片，赔的机率远大于赚，说拿分红纯粹是给徐导鼓励和支持。

在《泰囧》拍完后的内部初审中，光线公司上下很乐观，给了4-5亿的票房预估。

预估归预估，实际票房究竟如何，王长田心里还是没底。

《泰囧》档期最初定在2012年12月21日，正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

为此，营销团队还定了个“与其在家等死，不如看《泰囧》笑死”的口号。

王长田觉得不吉利，将档期提前了9天，定在了12月12日。

电影上映当天，王长田独自在办公室一边练习书法，一边刷微博等票房成绩。

虽说事前已经做过不少营销，可王长田心里还是有些焦虑和不安。

首映当日还有个冯小刚的《1942》，人家冯导的票房号召力可是有目共睹。

熬了一夜，首映票房成绩终于出来了。

《泰囧》以3500万元首日票房力压2600万元的《1942》，而且还在持续飙升。

王长田心里笃定了，这部影片连拍摄加宣发总计成本6000多万，盈利是稳了。

最终，《泰囧》拿到了12.67亿的高票房，是国内第一个突破10亿票房的影片。

谁也没想到，曾经遥不可及的“10亿票房”居然被第一次做导演的徐峥给破了。

徐峥最终拿到的导演费及10%的票房奖励不足5000万，他的人生却有了新的起点。

黄渤因为之前将全部片酬作为《泰囧》的投资分红，实际收入也过了千万。

王宝强觉得不爽，事后和徐峥商量分红的事情。

据说俩人后来没有谈妥，王宝强遂转投到陈思诚的《唐探》电影旗下。

整个操作中，光线传媒的王长田获利最大。

一部《泰囧》成就了徐峥的同时，也带动光线的股票连续涨了5个交易日。

按照43%的分账比例，扣除成本后，光线拿到了4个多亿，盈利超10倍。

光毛利，就超过光线传媒之前一年1.76亿的净利。

这位在业内以低调著称的影业大佬，终究还是将“光线”洒遍了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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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9岁的王长田扛着被褥怯生生地跨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大门。

他当年所在的复旦新闻系“8413”班颇为神奇，堪称中国传媒界的黄埔军校。

班级里有新浪董事长兼CEO曹国伟、《解放日报》总编辑裘新、《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柯以及品牌策划人李光斗等。

和这些学生时代就叱咤校园的同学相比，来自大连农村的王长田，无论成绩、长相还是背景都没有可比性。

性格内向的他，时常独自花一个多小时骑车去外滩，眺望着黄浦江发呆。

凝视着宏伟的外滩建筑群，在这个中国新闻事业最早的发源地，他也幻想着自己能做出一番不一样的事业。

美梦做完就得赶紧骑车回去，晚了，食堂就没饭了。

四年后，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王长田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当了名办事员。

机关的工作始终让王长田提不起精神，他和许多学新闻的同学一样，内心对 “铁肩担道义”的记者身份始终充满向往。

1990年，25岁的王长田如愿以偿，调入中华工商时报社工作。

因为工作努力，三年后，28岁的他便晋升为报社市场新闻部副主任。

在北京这个广阔天地里，王长田跑遍了大街小巷，也见证了纸媒到视频媒体的转变。

1994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为了争夺读者，纸媒之间纷纷开始了你追我赶的赛跑。

很多报社纷纷开出贴近读者的综合性城市报，信息更及时，报道更为深入。

相比之下，《中华工商时报》是行业性报纸，虽有体制的优越性，但也有面对市场经济的先天短板，行动迟缓，态度倨傲。

面对报社里不温不火的境况，王长田看了看日渐单薄的工资单，只能长长叹息一声。

或许是受到当时诸多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影响，王长田辞职回到老家创业。

谁知，兜兜转转一圈，王长田又悄悄回到北京，对创业的事情闭口不谈。

时机未到，这是他告诉熟人，也是告诉自己的一句话。

1995年，有朋友邀请王长田加盟北京电视台新策划的新闻栏目《北京特快》。

这是一档反映北京民生问题的新闻栏目，长期的经济类新闻报道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得心应手的王长田很快成为栏目的制片。

因为内容贴近老百姓生活，报道也够深入，《北京特快》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优秀的新闻栏目。

王长田工作卖力，工作之外总觉得应该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可就是没想好做啥。

有天，王长田发觉自己总去逛的报摊多了不少娱乐八卦类的报刊，据说卖得还相当不错。

翻阅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期刊报纸，他忽然心念一动，如果把这些娱乐圈内容搬到电视上会如何？

国外在这块可是早走在了前列，电视+娱乐业已是发展十分成熟的行业。

相比之下，国内非但没有电视娱乐产业，电视台所谓的娱乐节目还停留在对白式的综艺栏目以及千人一面的文艺演出形式，死板又滞后。

对，搞娱乐！这不仅是吃饱了饭的人们最关心的，内容上也安全。

再仔细一调查，王长田心里更确定了。

整个娱乐圈是个快餐式的行业，无数艺人、歌曲、影视片迫切需要及时、准确的资讯平台来进行推广和传播。

在互联网还没介入前，最好的平台莫过于电视媒体。

王长田思索：如果自己能打造个类似《北京特快》的娱乐资讯节目，既有圈内新闻，又有深入报道，效果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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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不错，可在此时做视频栏目的难度和专业度不是一点点的大。

首先，这样的娱乐栏目明显和当时电视台严谨务实的风格格格不入，不可能内部批准制作，王长田也不想这么好的创意拿去给他人做嫁衣。

其次，此时电视台是“制播一体”化制度，不允许民营公司的制作内容进入主流电视台渠道。

没辙的王长田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机会。

1998年，王长田忽然听说电视台即将“制播分离”的消息，心中很振奋。

对信息有敏锐洞察和判断力的他明白，自己一直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当王长田还对电视台这份工作有些恋恋不舍时，老天爷又推了他一把。

这年5月，由于制作的一档电视栏目内容遭到投诉，他被停职反省。

觉得憋屈的王长田索性再次选择了创业。

创业初期，王长田和另外4位好友凑了10万元，在北京一栋破旧的写字楼开办了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

刚开始，“光线”只能靠给别人做点专题片和广告勉强支撑。

半年过去，没赚也没赔，账面还是10万。

其余的人觉得看不见希望，选择散伙，只剩下王长田和妻子杜英莲苦苦支撑。

王长田还是搞电视娱乐，靠着从娱乐记者那里套来的娱乐机构和艺人的通讯方式，他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却不出意外地吃了闭门羹。

有个朋友劝他，娱乐圈很讲实际，你光靠拉关系没用，得有个平台和作品来证明实力。

一语点醒梦中人，靠着两套租来的编辑机、摄像机，王长田将做《北京特快》的经验移植到一个集娱乐报道和八卦新闻的栏目中。

他给这个栏目起了个霸气且响亮的名字《中国娱乐报道》，临时请了个播音专业的女生做主持人。

因为没钱也没人，《中国娱乐报道》的内容最初都是靠扒素材，剪辑视频资料搞出的一个“大拼盘”。

时效性是差点，可娱乐圈说来说去就那点事，反正吃瓜群众也不介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瓜”。

关键形式感很好，风格活泼。

靓丽的主持人像播放新闻一样，将娱乐圈近期大小事娓娓道来，让人眼前一亮。

王长田想着靠以往的关系想将《中国娱乐报道》塞进电视台播出，赚点制作费。

不料，许多电视台觉得他这是非法制作内容，还想从中赚公家的钱，想都不要想。

电视台内部也有人很喜欢《中国娱乐报道》的形式，反复劝说台里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争论到后来，王长田一咬牙说，实在不行就免费给你们放，我不要制作费，我只要贴片广告费。